我省人體器官捐獻達329例 生命,因他們走得更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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寧波市遺體捐獻紀念陵園是我省首個遺體捐獻紀念陵園,共有捐獻者132位。 |
寧波九龍湖畔,遺體捐獻紀念陵園里,當落日的余暉灑在紀念墻上,鐫刻在上面的一個個名字,仿佛也散發著金色的光芒,宛如他們在生命最后一刻做出的抉擇,令生者肅然起敬。這里,鐫刻著寧波市132位捐獻者的姓名、照片和生卒年月,其中器官、角膜捐獻者84人,遺體捐獻者48人。
照片上一張張鮮活的面容,仿佛他們并未走遠。他們中,有農民、打工者、學生和退休老人,他們來自不同行業,也擁有一個共同的身份——器官(遺體)捐獻者。
這些平凡人,帶給我們最多的感動。
生命的延續
今年3月23日晚,47歲的李躍平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旅程。省人民醫院的手術室里,他捐獻了自己的心臟、肝臟、腎臟、眼角膜等器官和遺體。
這是一年前他和自己的約定。他是我省器官捐獻的第316人,也是全省第二位生前登記并在身故后實現遺體、器官捐獻的志愿者。
出生于1968年8月的李躍平,是德清某物業保安,一場車禍后,李躍平再也沒有醒過來。
上海某醫院,一位配型成功的病人在焦急地等待心臟移植手術;在杭州,幾位病人也在苦苦等待。這些患者并不知道李躍平的名字。他們只能把感恩,深深埋在心底。
清明節,重獲光明的朱志斌來到了寧波市遺體捐獻紀念碑前。他把一束菊花輕輕放在紀念碑下,起身,深深地三鞠躬。朱志斌患有先天眼疾,雙眼視力下降到0.1。去年12月,有人捐獻角膜,術后拆線那天,朱先生第一次清晰地看到這個世界。
“根據規定,我或許永遠不會知道是哪位好心人把光明留給了我。所以,我要向所有捐獻者表示敬佩和緬懷。”朱志斌說。朱志斌的母親說,兒子用了別人的角膜,她以后也要把角膜捐給別人,讓愛心像雪球一樣,越滾越大。
可貴的抉擇
編號C3301100001,馮周發。
在省紅十字會為器官捐獻者建立的網上紀念平臺里,馮周發穿著一身保安制服,這是我省2010年8月啟動試點后的首例器官捐獻者。
馮周發的老家,在貴州遵義的一個小山村。1997年,馮周發來杭州打工,一番顛沛流離后,他終于在2000年安頓下來,在蕭山一家紡織廠做保安。
2010年8月20日,一場車禍讓馮周發再也沒能醒來。幾經商量,全家人表達了捐獻器官的意愿。獲悉兒子的噩耗,年邁的父母傷心欲絕,可說到器官捐獻時,善良的老人卻表示:“要得,要得,這是好事。”隨后,他們在《人體器官捐獻登記表》上摁下了手印……
2010年兩例;2011年13例;2012年58例;2013年87例,2014年129例,首次單年內突破百例。而到2015年4月18日,我省人體器官捐獻實現329例。
每一例捐獻的背后,都是一個曾經鮮活的人。
他們,都是和你我一樣的普通人,平日里絲毫不起眼。他們也走在馬路上,擠在公交、地鐵、火車站里,但就是這樣一個個平凡人,在生命的最后時刻迸發出耀眼的光輝。
很多捐獻者的身份都很平凡。因為疾病、因為意外,他們過早地和這個世界告別。但是,當生命結束、呼吸停止時,善良、樸實的他們用一種肅然起敬的方式,為自己短暫的人生劃上了圓滿的句號。
在志愿書上摁下手印,簽下名字,打上一個勾,只需要幾分鐘。但是做出這個決定,卻需要很久很久。
“感覺他還活在這個世上。”“讓生命以另一種方式延續。”這是捐獻者家屬在悲痛之余,說得最多的話。
崇高的事業
器官捐獻協調員曹燕芳的生活時刻處于待命狀態。一個電話,她和同事們就要從杭州趕赴外地醫院。她會在那里陪著家屬們,在重癥監護室外,聆聽他們回憶起瑣碎的往事。有時,協調員們還要披星戴月趕赴外地取證件,接家屬。
但是,并不是每一次努力都有成果。患者符合器官捐獻條件,并且親屬已有初步捐獻意向的,在協調員的動員下,最終成功實現捐獻的也只有三分之一。受傳統思想的影響,家屬在捐獻親人器官時仍面臨巨大的壓力。
器官捐獻,在步履艱難中前行。捐獻者中,有保安、有護工、有建筑工、有快遞員……他們來自各行各業,身處不同的家庭環境。約三分之一為本省戶籍,三分之二為外省戶籍。
在網上紀念平臺上,我們無法看到每一個捐獻者的照片和名字,有些人只留下了一個簡單的編號。而被媒體公開報道過的捐獻者,更是少數。更多的捐獻者家庭,不愿被報道,不愿被打擾。
2015年1月1日,我國全面取消以死囚器官作為移植來源。我國公民自愿器官捐獻成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。除了小部分親屬間的活體移植外,公民逝世后的自愿捐獻,將成為眾多器官衰竭者唯一的希望。
令人欣喜的是,器官捐獻正逐漸被民眾理解和接受。在瑞安,吳永安一家人心懷大愛,5口人先后簽署器官捐獻登記志愿書。在寧波,一對來自汶川地震重災區的兄妹,在5月12日這天,趕去登記器官捐獻……目前,全省已有3200余人簽署了人體器官捐獻志愿書。